毛泽东立足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革命前辈的思想成果，对形式逻辑和唯物辩证法提出了独特的见解，进行了创造性的阐述。

一、毛泽东的形式逻辑思想

1、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和性质。

毛泽东认为形式逻辑只管形式，不管内容，因而没有阶级性。1961年，毛泽东指出：“形式逻辑只管形式，不管内容，从错误的前提推出错误的结论，在形式上也可以是正确的。”“形式”是对思维结构的要求和规范，它确保人们在思维中从结构上不犯错误。思维内容的真假却靠具体科学去解决。毛泽东还认为形式逻辑不应包括充足理由律。1965年12月，他说：“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有充足理由?”无论什么人，不管他是哪个阶级、哪个民族在进行思维活动时，都要运用概念、判断、推理，都要遵循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否则，就不能正确地进行思维、表达和交流。1957年，毛泽东接见周谷城，周谷城说：“形式逻辑这个东西是敌我共同的武器，我方可用，敌也可用，它没有阶级性。”毛泽东问：“何以见得?”周谷城举例说：“资产阶级说，凡生产资料应该私有，所有大工厂是生产资料，所以，大工厂应该私有;无产阶级说，凡生产资料应该公有，所有大工厂是生产资料，所以，大工厂应该公有。”毛泽东笑着说：“言之成理，也有力。”

2、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形而上学方法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形式逻辑不同于形而上学方法、唯物辩证法。1938年3月25日，毛泽东写道：“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对于潘梓年在“方法论”和“技术论”下把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辩证法区分开来，并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结合起来，各司其职，共同作用于思维实际，毛泽东认为是可取的。党中央编辑整理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于1951年3月8日给田家英等人写信，指出《矛盾论》中“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达，还须修改”。在《矛盾论》正式发表时，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把“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的矛盾律”一节删去。周谷城发表《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一文，反对把形式逻辑混同于形而上学加以批判，认为形式逻辑既可为寻求真理的人们服务，又可为形而上学和进行诡辩的人服务。有一次，周谷城当面对毛泽东说：“我意见很少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毛泽东答曰，“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并不孤立”，“不要害怕，要积极地写”。他又说：“formalLogic本来就是formal的，要把它同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学问，大家都要学一点。……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

毛泽东还认为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不同于低级数学与高级数学的关系。1965年12月，毛泽东说：“说形式逻辑好比低级数学，辩证逻辑好比高等数学，我看不对。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同辩证法不是什么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数学有算术、代数、几何、微分积分，它包括许多部分。形式逻辑却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资本论》也要用。”

3、形式逻辑的应用。

毛泽东很注重逻辑理论的应用，他主张写文章和文件都应具有逻辑性。1955年10月，毛泽东指出：“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说话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1958年2月，毛泽东指出：“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毛泽东还指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力推形式逻辑文集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1957年，他邀见周谷城、金岳霖和王方名，谈论了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著译等有关问题。1958年，他收到周谷城的信，得知其新的逻辑著作出版，很高兴，回信说：“大著出版，可资快读。”在毛泽东授意下中央政治研究室编辑出版《逻辑丛书》时，打算收入章士钊旧作《逻辑指要》。毛泽东征求作者意见时，章士钊曾因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而有所顾虑。毛泽东笑曰：“此学问之事，庸何伤!”后来毛泽东看完《逻辑指要》，又对章士钊说：“吾意此足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印行。”在《逻辑指要》校改完毕后，毛泽东于1959年6月7日给章士钊的回信中说：“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即借先生之著，为之筹策。”随之把其代拟的序言写出。毛泽东作出“宜于印行”的决策，有助于解决当时逻辑资料奇缺的问题。

二、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辩证法的三大规律，首先是黑格尔在《逻辑学》中阐述，恩格斯最早从中抽象和总结出来的。列宁把唯物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学说，并写下了《谈谈辩证法问题》，对辩证法进行了说明。毛泽东在1936年读《辩证唯物论教程》时说“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讲述唯物辩证法时，结合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特别是1927年和1934年两次严重失败的教训，阐述和发挥了列宁的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实质和核心的思想。此后，毛泽东多次指出辩证法就是对立统一性或互相渗透。他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什么是矛盾呢?毛泽东解释说：“没有什么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毛泽东认为，人们的思想要正确地反映现实矛盾，就要全面地反映客观对象中矛盾双方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的关系。

毛泽东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联系起来。他说：“在人类的认识史上，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承认“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毛泽东从唯物辩证法的总体着眼，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联系起来，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

毛泽东系统论述了内外因相互作用规律。他认为内因是事物的内部矛盾及其诸方面关系，内部矛盾是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外因是一事物与周围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推动事物发展变化，进而把发展观理解为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毛泽东指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实质性概括。

毛泽东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联系上发掘出矛盾“精髓”思想，对矛盾特殊性作了独到深入的研究。列宁认为：“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列宁并未把个别和一般的范畴同矛盾范畴联系起来，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同整个矛盾体系的紧密联系，进而提出矛盾“精髓”思想，并强调“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他指出：“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它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

毛泽东提出复杂过程中的部分质变思想以及发展具有阶段性问题，使量变质变规律变得更加完善。他认为，所谓部分质变，就是指“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还没有消灭，即是说在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未变之前，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所发生的部分的、局部的性质上的某些变化。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明确提出：“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部分质变思想是毛泽东对量变质变规律认识深化的结晶，揭示了事物发展阶段性的内在根据，并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

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肯定否定规律，在事物“螺旋式”发展过程中演绎出波浪式发展规律。他根据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结合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提出任何事物都在矛盾运动的平衡与不平衡的交替变化中向前发展，且“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波浪式规律是毛泽东所发展的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毛泽东的形式逻辑思想，对于充分发挥逻辑学的实际效用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创新，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毛泽东的形式逻辑与唯物辩证法思想是为党的思想、政治路线服务的方法论科学，为建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起始概念，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系获得了坚实的支撑。

毛泽东思想专注于将旧的制度和价值系统击垮并摧毁，提出了一整套的战术和战略构想，这部分类似中国古代兵家和纵横家的领域，经过了历史的实践检验，已证明其行之有效。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全文如下：

回顾我们党80年的光辉历史，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指导地位的确立，是一件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大事。

历史上，由于我们党正确地理解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在某些时候，由于对毛泽东思想离开了科学态度，就使我们的事业发生了曲折，甚至吃了很大的苦头。列宁曾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但是，我们却发生了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某种神学的东西、把领袖当作神看待的不正常现象，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发生这种现象，在思想理论上是怎样失足的，有哪些观点没有把握好;制度和体制上，有哪些关节点没有把握住，留下了漏洞?这些，都有待于深入地进行科学总结。邓小平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5页。)在某种意义上说，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是更为宝贵的财富。但是，经验要成为财富，必须要经过一个环节，这就是科学总结，要敢于实事求是地进行总结。成功的经验如果不能科学地总结，还可能变成包袱而导致错误;错误的、失败的经验如果不能科学地总结，深刻地吸取教训，则很容易重犯。这两个方面的实例都不难找。我们要非常严肃地对待党的历史。本文仅就几个方面的问题，回顾一些历史情况，并略陈己见。

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

毛泽东思想从被贬为“狭隘经验论”到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主要是由于它的真理性，及这种真理性在实践检验中一再得到证实。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是，党内一些领袖人物和理论工作者的宣传倡导，也起了重要作用。当然，所谓确立，还要有党规党法的保证，这就是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刘少奇是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人。

刘少奇在七大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的第二部分(即“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全面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条件、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内涵、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等等。他明确指出：“党章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特点。”“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七大修改通过的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样，党的七大就完成了一件在党的建设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这就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刘少奇全面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阐明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指导作用。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他着重指出了以下几点：第一，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第二，毛泽东思想的实践基础;第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艰苦的理论创造;第四，毛泽东具有独特的主观条件。总的说，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是符合唯物史观的。但是，今天回顾总结七大以来半个多世纪阐述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经验教训，也感到，当年对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存在不足。一是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客观条件和历史条件阐述不够充分;二是没有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强调了毛泽东的“天才创造”;三是没有指出毛泽东思想要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经受检验。这些在当年难以感到的问题，对以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七大党章第一次有了指导思想的条文。

第一次理论飞跃的基本经验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个结合不是简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与中国实际相加，而是一个艰苦的理论创造过程;也不是一般的理论创造，而是理论的飞跃。

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可以看到，所谓理论飞跃，是对中国革命正反两个方面丰富经验的总结和升华。这种升华，不是解决了个别理论问题，而是正确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种升华，不是回答了革命某一小阶段上的问题，而是回答了整个革命大阶段上的问题。所谓理论飞跃，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是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

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可以大致分为新民主主义论和社会主义论两大部分。我们所说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是指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论有若干重要内容，但没有形成体系，应当归之于第二次理论飞跃的范畴。

第一次理论飞跃本身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最重要的，就是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思想原则”是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的提法，实际上是一个公式。毛泽东多次说过，在党的幼年时期，全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很肤浅，对中国历史、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很不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完整的、统一的理解，不懂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理。

主要的倾向是简单地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词句，而不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搞教条主义。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反对教条主义的基础上，概括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公式(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发刊词》第一次完整表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以后，具体的表述有几种，略有不同)，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贡献。现在，这个公式已为大家所熟知，但当初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概括出来的，来之不易。

怎样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呢?概括地说，就是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怎样贯彻实事求是呢?毛泽东多次讲过这方面的体会，主要是以下两条，一是调查研究，二是在实践中学习。

毛泽东思想是由毛泽东提出，并且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中大范围实践的一种理论。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毛泽东思想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1：《毛泽东文艺思想》

摘 要：延安时期毛泽东文艺思想走向成熟，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不仅是一种文艺主张，更是一种政治理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下简称《讲话》)在我国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讲话》过后，文艺界开始了全面文艺整风运动，纠正了当时文艺界的不良之风，将文学创作者与人民大众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关键词：毛泽东;文艺思想;实践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十分辉煌的一个历史时期，也是改变中国革命历史的时期。1935年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起至1848年3月23日止，一共13年的时间经过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时期。这一时期，广大文艺工作者集聚在延安，毛泽东与他们一起对中国的文艺理论进行了具体的论证，为党员同志和广大人民提供了文艺方面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借鉴，也为中国革命文艺确立了指导思想、指明了文艺创作的正确方向。

一、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的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之所以能够形成，正是由于延安时期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

首先，抗战的需要。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当时的共产党不仅面对着来自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也面临着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陷入了极其艰苦的时期。毛泽东指出：“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 然而，团结群众就必须要对广大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将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但是，他们的文化水平低，大多数人都不识字，看不明白也听不懂那些有深度、有丰富思想内容的文艺作品，也就不可能最大限度的发动他们参与到革命中。所以，当时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将马克思主义通过一种通俗化的群众式语言，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宣传教育方式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抗战文艺活动的展开，使共产党发现了一个有效的传播途径――以贴近人民生活的、丰富多彩的文艺作品在人民群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

其次，消除非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需要。在中共的感召下，大量的文学艺术家都汇聚到延安，他们在推动延安文艺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当时的国内文艺界充斥着多种文艺思想，这些思想的存在造成了文艺战线局面的混乱，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艺影响和冲击很大。很多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都不了解革命形势和根据地的生活，没有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同时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抱有极大的幻想。大搞关门主义创作，只注重文艺方面的提高，轻视和忽视文艺的普及，认为文艺作品的主要任务是揭露根据地社会生活黑暗面，反对将文艺用于政治歌功颂德。这些非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存在，使得延安文艺运动陷入了窘境当中，怎样打破这种不利的局面，是当时延安文艺实践面临的重大挑战。

最后，文艺界统一战线的需要。毛泽东说：“在促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过程中，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 “统一战线同时也是艺术的指导方面。” 即在抗战的过程当中，除了要注重武的统一战线以外，也要重视文的统一战线。在当时的延安文艺界因为观点的差异形成了两个主要的阵营――鲁迅艺术学院(鲁艺)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另外还存在着四个山头，鲁艺、文抗、青年艺术剧院、陕甘宁边区文协。虽说这四个山头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矛盾，但在平时的工作中它们也在暗中较劲，互相之间不团结，没有拧成一股绳，各自坚持自己的文艺观点，最后导致矛盾激化，到了争吵谩骂讽刺的地步，如果任其发展必然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延安时期共产党人正是考虑了当时中国革命实践发展、消除非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建立文艺统一战线的需要，才会提出和形成毛泽东文艺思想。

二、毛泽东文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关于文艺与人民的理论思想。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没有目的、不讲功利、不为任何人服务的文艺，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区别只在于：是为了剥削者服务还是为劳动者服务、是为了少数人服务还是为多数人服务。马克思曾经说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福利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运动。” 这里所说的运动，无疑也包括着文艺运动。毛泽东根据文艺的阶级性和人民创造历史的原理把为人民群众服务作为革命文艺的根本性质和方向给以明确的阐述。文艺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这就决定了它在阶级社会中必然具有阶级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已经有过很多言论，毛泽东更加明确的指出一切文化和文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首先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进行文学创作，其次，不同的人要有区别的对待，“对待敌人，要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坚决打倒他们，对待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有联合有批评，他们的抗战有成绩，我们要赞扬，抗战不积极，我们要批评;对待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我们要赞扬。” 最后，毛泽东指出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是根本问题，他在列宁提出了“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基础上，结合当时抗战的需要更加明确的将人民大众分为四种人：第一是工人，第二是农民，第三是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第四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要求文艺创作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创作，首先要为工农兵服务。

关于文艺与政治的理论思想。马克思认为，文艺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它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决定，世界上不存在超阶级的文艺，政治与阶级斗争也是紧密相连的。恩格斯曾对文艺理论家梅林的文艺要脱离政治的观点提出批评：“如果真的要脱离政治，那是荒谬的;他这么做，只能为当权者和资产阶级帮忙。”这些言论都表明文艺与政治是分不开的，在阶级斗争激烈的年代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必须要提出“文艺为物产积极革命事业服务”的号召。毛泽东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做了定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在提出了上述观点之后，1942年，在标志毛泽东文艺思想成熟的《讲话》中对文艺与政治做了全面的论述。党所指定的政治路线，我们的文艺方向，都必须要体现群众的需要，不能以满足少数政治家的需要为目的。对于文艺的主要斗争方法，就是文艺批评，毛泽东指出了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文艺标准。对于这两个标准的关系而言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 关于文艺与生活的理论思想。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出现之前，对于文艺的源泉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科学认识，马克思明确的将文艺归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文艺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这些都将文艺的本源问题置于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科学轨道之上。毛泽东用唯物主义反映论对文艺反映社会生活进行了专门考察，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 这段话高度概括了文艺与生活的反映与被放映的关系，文艺的源泉只有一个，就是社会生活。文艺创作者想要创作出优秀的文艺作品，必须走进生活，走进群众，到唯一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生活。

三、延安时期的文艺实践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党的文艺理论、文艺政策、文艺方向，确定了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使之前文艺界混乱的局面稳定下来，也为文艺工作着解开了创作为谁的迷惑。《讲话》不久后各个文化单位随机展开了大规模的文艺整风运动，与此同时，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党的“到前方，到农村，成为群众的一份子”的号召，纷纷下乡，深入军队，田头地间。丁玲以边区合作社劳模田保霖为原型，创作了报告文学《田保霖》，毛泽东知道后对丁玲说：“我一口气看完了《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写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 之后，又出现了柯蓝的《抗日英雄杨铁桶》，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孙犁的《荷花淀》等反映农村题材的众多优秀作品。

《讲话》过后，广大文艺工作者用党的文化理论对陕北民间艺术也进行了改造。在秧歌方面，以前的传统秧歌剧目多以表演小剧目为主，内容多以男女情爱、生活情趣为主，含有较多封建因素在里面。在服饰装扮上也比较复杂，要穿固定的演出服装，那固定的演出道具，这些都为平时秧歌的观赏和表演造成了一些困难。《讲话》之后，党中央提出改造旧秧歌的号召，熟悉旧秧歌的专业艺术家，多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来整理秧歌传统剧目，出现了《保卫和平》、《赵富贵自新》、《一朵红花》、《喂鸡》、《送军粮》等新秧歌剧。这些新剧都反映了根据地人民的生产斗争，歌颂了抗日救亡过程中出现的英雄模范事迹。除了对剧目上的变化之外，在服饰上也更加简单，就地取材，配上几件生活便装即可，道具也取消了固定模式，更多是仿照显示生活用品进行制作。

延安时期的这些文艺实践，促进了文艺为时代服务，知识分子们到田间地头去参加劳动，接受教育，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生活，填平了知识分子与劳苦大众、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鸿沟，使得他们能够打成一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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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黄安科.延安文学研究[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41.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2：《毛泽东眼中的毛泽东思想》

[摘 要]： 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但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的表述和宣传却极为慎重。认为：“我的思想(马列)自觉还没有成熟，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毛泽东思想不是我一个人的，都是从你们大家来的，我把它综合起来”等。

[关键词]：毛泽东;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但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的表述和宣传却极为慎重。

一、我的思想(马列)自觉还没有成熟，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

在党内，最早宣传毛泽东的是邓拓。1942年7月1日邓拓在《晋察冀日报》概括和阐述了“毛泽东主义”的概念。1943年7月王稼祥在《解放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第一个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1943年12月4日，邓小平不仅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称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化的马列主义，而且明确指出我们党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经过延安整风后，党内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更深的认识，党内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也日益增多。但是，毛泽东对宣传“毛泽东思想”仍然比较冷静。1943年毛泽东50岁，党内外许多同志要给毛泽东祝寿并宣传毛泽东思想。1943年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凯丰(何克全)就宣传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制定了详细计划。4月22日毛泽东复信说：“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

二、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

最早提“毛泽东主义”的是国民党的叶青，他攻击毛泽东主义就是“中国农民主义”，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再版”。当时党内一些理论工作者进行了反驳，指出，“毛泽东主义决不是什么农民主义、洪秀全主义，它是20世纪中国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科学武器。”在当时，“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主义”是同时使用的。中共七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七大为毛泽东思想作了经典的解释，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已经成了全党的共识。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有的地方又开始使用“毛泽东主义”。1948年8月吴玉章致电周恩来，表示要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号召同学们“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这种说法是否妥当，请主席和少奇商量后，赐以指示。”毛泽东致电吴玉章说：“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的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你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三、不要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并提

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与马恩列斯的关系如何?毛泽东认为二者不是一种并列的关系，而是一种继承与发展、主干与枝叶、先生与学生的关系。早在1944年，周扬选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中收录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在给周扬的信中说，“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后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此后，毛泽东多次强调了这一点。1952年9月，毛泽东在给《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的批语中写道，“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同时，毛泽东还认为，“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这种提法是不妥当的。因为，按照王明的提法，有点划分市场的味道。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范围很宽，一划分开，就似乎是说，斯大林只管那些工业发达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归我们管，那岂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分割了吧。”在解释为什么不要把马恩列斯毛并列，把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起来提的时候，他说，“我们这一些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样的说法就很好。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陪客的，而是做先生，我们是学生。”毛泽东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主干”，而我们只是“枝叶”，两者是不能并列的。“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

四、毛泽东思想不是我一个人的，都是从你们大家来的，你们叫毛泽东思想也可以

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还是全党集体的思想?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两方面都曾经论及，而从整体上仍然视为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对此，毛泽东就曾经多次表示毛泽东思想不是他一个人的思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曾经指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思想，是千百万先烈用鲜血写出来的，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如果同志们要把这种思想找一个人的名字作代表，我可以接受。但是，这不是我个人的思想，这是中国革命的产物，是中国革命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的结晶，是很多同志的正确思想集合而成的。”中共七大时，毛泽东说：“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他又说，“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我也可以同意，因为党总要找一个代表。毛泽东思想不是我一个人的，都是从你们大家来的，我把它综合起来，概括起来，你们叫毛泽东思想也可以。”

五、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

当中央准备组织党员干部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毛泽东说那都是历史上的东西，还是要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1964年，毛泽东又说，现在学习这些东西(指毛泽东选集)我很惭愧，都是些古董了。很想写一些东西，但是老了，精力不够。““””时期，林彪选编并大量出版《毛主席语录》，毛泽东深为忧虑地指出，“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1972年，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学生研究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用谦虚的口气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基辛格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毛泽东说，“我没有能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六、不要在任何对外文件和文章中提出所谓毛泽东思想，作自我吹嘘，强加于人

有人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第三个里程碑”，但毛泽东即使在““””时也反对在对外宣传和外事工作中，向外国和外国友人宣传毛泽东思想。1968年，毛泽东在一个拟援越飞机上喷刷毛主席语录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后来他又批示道，“以后不要在任何对外文件和文章中提出所谓毛泽东思想，作自我吹嘘，强加于人。”“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1970年12月，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又再次指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

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反映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真理的态度，他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树立了榜样!

参考文献：

《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3：《毛泽东思想对近代思想改造的影响》

摘 要：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产物，在指导中国人民革命运动和创建繁荣的祖国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对建国之后的思想改造产生重要影响，为近代思想改造指出了“人人都是改造对象、树立正确价值观、掀起群众路线”等思路。

关键词： 毛泽东思想 近代思想改造 影响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特色是其思想改造论，然而，毛泽东的思想改造论强调通过对外在的人的灵魂教化达到内在的精神升华，进而达到主观伦理意志的高度统一。毛泽东的思想改造论对近代思想改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毛泽东思想影响近代思想改造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毛泽东思想作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内在的思想改造论对近代思想改造起到了很大的借鉴作用。具体表现如下。

1.1认识到人人都是思想改造的对象。

毛泽东曾经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针对不同的人群毛泽东采用不同的改造方式，并没有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全面性和战略性：(1)对于剥削者的思想改造，毛泽东提出应当采取强迫性的改造。对地主阶级的改造主要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通过土地改革强迫地主参加劳动，使其在劳动中改造自身思想，成为新社会的农民;对民族资产阶级则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转变其剥削阶级立场，使其参加劳动，成为工人阶级一员。(2)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毛泽东思想中最为重视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关键因素，要成功构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重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主要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倡导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尽管在后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出现了过急、过“左”的错误，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一种先进的想法。(3)对领导干部的改造则主要从反腐败展开。1951年的“三反”斗争，1957年的“开门整风”运动，以及60年代初的“四清”运动都是围绕反腐败这一主题展开的，也是对领导干部思想改造的一系列实践。后期的““””运动尽管也是一种体制外的解决干部问题的实践，但由于“_”的利用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也证明了解决干部问题仅仅靠思想改造而没有制度辅佐是难以顺利实现的。(4)对农民的思想改造。对农民的思想改造是重中之重，毛泽东一直将其放在重要位置，认为通过向农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来消除农民自身落后、分散、自私自利等落后思想。

毛泽东针对不同人群的思想改造方式为近代思想改造提供了新的思路。

1.2思想改造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价值观。

中国共产党通过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之后建立了新中国，然而长达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彻底消灭的，因此，建国之初整个新中国的思想改造核心便是针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改造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毛泽东在当时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将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价值观作为思想改造的目标。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主张自私自利，强调官本位，一切都以“我”为中心，从自己出发建立私人关系网络，官本位则是官僚主义的“老爷”作风，这些都违背了毛泽东“公平”“公正”的价值观。针对这些残留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论是处于什么岗位上任何一个人都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谋取私利。在当时也树立了诸如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等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榜样。只有具备了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品质，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价值观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克服种种困难。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直备受人们重视，在近现代思想改造过程中也一直被奉为圭臬。

1.3以群众运动作为思想改造的推动方式。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一直以来所坚持的，毛泽东认为：“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群众是所有工作的基础，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三十多年间，我国几乎每年都有群众运动。在思想改造中走群众路线，一方面在广大群众中掀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浪潮，解剖自己，改造自身思想，另一方面通过广大群众带起的思想改造浪潮对各阶层人民产生强大的压力，迫使其转变思想，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为了强化群众运动的作用，毛泽东将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融入到群众运动之中。借助毛泽东的“四大”，群众一方面通过批判、批斗等形式帮助改造对象完善其思想改造。而另一方面，通过对别人的揭露、批判等形式，可以起到教育自己的作用，实现自身思想的完善。

以群众运动推动思想改造的方式在建国期初的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成功实现了冲破封建主义思想束缚、转变人们价值观和道德观的目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群众运动也存在一些负面效应，一些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靠群众的批判、批斗运动往往会造成混淆政策标准、颠倒是非、伤害人心、践踏民权的后果，这些也是以后思想改造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方面。

2.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继续完善思想改造

2.1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科学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是革命前辈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在漫长的革命史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继续完善思想改造必须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科学性。在漫长的革命史中新中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成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思路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产生的，整个新中国的

进步和繁荣也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实现的。要深入理解和贯彻一个思想，首先要做的是认识其科学性，从灵魂深处对其认可。

2.2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重大作用。

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在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的时候要坚持认识事物的两面性原则，客观公正地对其进行评价。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就，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一是不能以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否定其思想的重要历史作用;二是不能以毛泽东思想中一些具体结论过时为由否定其思想的先进性。

2.3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任何一个思想的完善都是不断坚持和发展的过程，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变成现实我们应当学会传承，毛泽东思想之后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理论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需要我们在以后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拓展和完善。

3.结语

毛泽东思想为近代思想改造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起到很大的借鉴作用。无论是建国之初还是现在，毛泽东思想始终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延续并发展。要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我们必须在以后的思想改造过程中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VOL 7：87.

[2]张述元，刘斌.思想改造——毛泽东对建立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有益探索.理论前沿，2007，(10).

[3]方健，尚金州.从毛泽东思想内涵认识的嬗变过程看我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运用和发展.辽宁警专学报，2008，(6).

毛泽东思想专注于将旧的制度和价值系统击垮并摧毁，提出了一整套的战术和战略构想，这部分类似中国古代兵家和纵横家的领域，经过了历史的实践检验，已证明其行之有效。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论文，欢迎阅读!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论文

《浅谈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摘要：所谓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指毛泽东思想内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他们贯串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整个过程，贯串于毛泽东思想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它们的基本方面有三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形成得益于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通过长期艰苦奋斗的革命工作总结。它们很好地丰富并且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完整而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坚持并且发展毛泽东思想，就必须深刻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指出，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特别强调在新的形势下，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并对三者的科学内涵和时代要求作了深刻阐述。学习贯彻好讲话精神，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搞好党的建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同志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长期艰苦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三者紧密联系，是一个用中国语言、中国风格表达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它们又各自具有独特的思想内涵和指导意义。它们的形成和确立，大致上是在同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尚处在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党内先后出现了三次大的“左”倾错误。三次“左”倾错误虽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危害程度也不一样，但其根源都是犯了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把共产国际指示教条化的教条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错误，给革命造成极大损失甚至严重危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党内“左”倾错误的斗争中，逐步提出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通过对建党以来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对党内“左”倾错误思想的系统清算，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形成完备的理论形态，分别被确立为党的根本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和党处理外部事务的重要原则。从此，中国共产党获得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通过进一步夯实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毛泽东思想得以系统地形成和确立，成为中国共产党科学的指导思想。

后来的实践表明，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是坚持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这一精髓。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最根本的。只有真正坚持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坚持毛泽东思想，才能在坚持的基础上发展毛泽东思想，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生长点”。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他就是从恢复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许多重要设计，都是遵循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而形成的。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和以同志为的党中央，在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都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先后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不仅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和精髓，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活的灵魂和精髓。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仍然是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活的灵魂和精髓。

二、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把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的必然要求

党的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后，同志提出并深刻阐述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我们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越到这个时候，任务越艰巨，情况越复杂，困难越多。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搞好党的建设。1945年2月，当抗日战争胜利曙光开始展露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关注更多的是党的状况。他告诫全党，“我们要不要胜利，要不要在全国胜利?如果要的话，就要有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党。”现在历史又到了这样的时刻，到了一个需要全党有一个更好的思想、作风和精神状态的时刻。最根本的，还是要真正解决好思想路线、工作路线和基本立足点的问题。全党只有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才会有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才会有敢作为、勇担当、“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才会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政治自信和前进定力。

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党在思想、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症结大都还是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上，在违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或者独立自主原则的问题上。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在此之前，他在《论联合政府》中也指出：“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应，都是脱离群众的。”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指出：解决党风问题，“培养好的风气，最主要的是走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

今天，党在思想、作风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究其主要原因，仍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些党员、干部没有很好地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因此，我们要有效解决党在思想、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还是要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教育与实践入手。党的以后，同志明确指出，“加强干部作风建设，最重要的是要抓住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个核心问题”，解决干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问题。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党中央部署了在全党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不是一劳永逸的。同志在讲话中指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这三个“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突出体现了我们党对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鲜明态度和不变立场。

三、在新的形势下，把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牢记于心付之于行

讲话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对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

在坚持实事求是方面，讲话提出，要深入实际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要清醒认识和正确把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坚持为了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这些要求，拓展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内涵，揭示出实事求是不只是实践环节的要求，而且是理论创新的要求;不只是对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要求，而且是对人们改造主观世界的要求。

在坚持群众路线方面，讲话提出，要坚持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的观点;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真正让人民来评判我们的工作。这些要求，凸显了人民主体地位的观点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特别是提出真正让人民评判党的工作的新思想，为党的群众路线注入了新的内容。

在坚持独立自主方面，讲话提出，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作主张、自己来处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讲话在阐述这些要求时，把独立自主提到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的高度，使独立自主的思想得到了新的升华。这些要求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品格和底蕴，充满了走自己的道路的信心和前进定力，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讲话的上述要求，是对党提出来的，也是对每个党员、干部提出来的。其中特别指出，我们要“时时处处把实事求是牢记于心、付诸于行”，“要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思想中，真正落实到每个党员行动上”。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要求不难理解，难的是付诸于行，特别是时时处处付诸于行。时时处处付诸于行，需要一种持之以恒艰苦实践的精神。要时时处处做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就要深入到实际中去了解事物本来面貌，了解新情况、新问题，并且要勤于思考和分析问题;要时时处处坚持群众路线，就要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并且要与他们同甘共苦。独立自主，对党员、干部来讲，主要是要对党和人民在长期探索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保持一种政治自信和定力。

要真正从书斋和书本里走出来，从别人的影子里走出来，到实践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寻找自信与定力。要做到这些，无疑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心血与汗水，牺牲自己更多的生活享受。付诸于行，首先必须牢记于心。这就要求我们把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内化于心，使之成为一种内在的思想修养，成为一种内在的精神状态。这样，才能使全党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成为一种自在的状态，成为一种常态。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1

浅析高职院校学生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厌学现象

一、高职院校学生对《概论》课厌学行为的特点及表现

1. 高职院校学生对《概论》课的厌学行为特点

所谓的高职院校学生对《概论》课厌学行为指的是高职学生在接受思想政治课程教学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对课程学习的消极、对立、不配合等情绪，从而出现一种背离教育者期望目标的反向行为。这些行为具有鲜明的特点，归纳起来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消极性。这种特点体现在高职生行为上，表现为他们面对教育时在行为意向上具有与教育者意图相异的消极倾向，呈现出被动、消极应对《概论》课教育的行为特点。

第二，反向性，指的是高职学生思想和价值观表现出与《概论》教育期目标相背离的现象。其表现是高职生淡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主导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对传统社会价值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同时对非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却逐渐接纳和认同，在价值取向上则从单一趋向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主导意识形态的反向的离心倾向。

2. 高职院校学生对《概论》课厌学行为表现

高职院校学生对《概论》课厌学行为表现指的是高职学生在这门课程学习对此门课程持厌学情绪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课堂表现，出现频率较高的主要有集中在听课出勤率低、听课抬头率低、前排就坐率低三个方面。

第一，听课出勤率低。从小学、初中、高中乃至高职，思想政治课开设内容大致无二，很多道理或理论于文科学生来说已经烂熟于胸。所以，很多学生开始质疑高职开设这门课程的必要性和实际有效性。再加上，尽管高校在开展这门课程的时候已经说明是公共课，由此，出现了学生到课率和出勤率低，甚至有的学生长期不到课堂上课的现状。

第二，听课抬头率低。可以说，很多高职生在刚入学之后，特别是在参加完军训之后，都有较高的纪律性，各门课程的学习也能够准时到，很少有缺课的情况，课堂上也能遵守纪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纪律性慢慢地降低，很多学生也开始有选择性地挑选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或者是在课堂学习中挑选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比如爱情方面的、社会一些焦点等)进行听讲。尽管我尽量根据时政与学生进行探讨，也安排了多次实践课的内容，但学生兴趣度不高，更多的时间会在课堂上做其他的事情。

二、出现上述问题及想象的原因分析

1.学生方面

相对一般的本科院校的学生，就高职院校学生而言，他们有务实性质强、生源文化知识基础薄弱、学习目标不明、学习意志力薄弱等问题。务实性强导致他们只会对就业有帮助的学科进行有选择的学习，而《概论》课作为一门“副科”，多被学生列为无用课程。不少学生认为上《概论》课纯粹是浪费时间，不如多看看专业课方面的书，或者多看看外语和计算机，多考几个对自己以后找工作有帮助的“证书”。从而导致这部分学生在上课的时候不认真听讲，只专心做自己的事情。由此，不切实地了解学生内心世界，有针对的进行思想品德课教学改革，难会收到有效的教学成效。另一方面，高职生生源文化知识基础也比较薄弱，也就是说教师如果不针对这个问题进行有针对地课程内容调整，设计符合学生学习水平的教学大纲，势必会导致其学习效率低下。同时，由于其基础薄弱，也会导致学生对自我的评价普遍偏低，更缺乏远大的理想和坚强的意志，在学习上容易放松要求，缺乏进取精神，导致意志力比较薄弱。

2.教师方面

《概论》课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社会科学，教师必须要有足够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吃透教材、切实结合学生学习实际，这样才能真真切切去驾驭它。但是，在现实中，思想政治政课教师队伍中多混有非本专业人员的加入，这样教学效率必然大大折扣。另一方面，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中，一贯的“灌输式”理论讲授照样存在。虽然，不少老师有针对性地加入了多媒体技术教学、增加了师生互动等等，但是也存在简单化、绝对化的问题，使学生依然认为思想品德课地教学“假、大、空”而不愿意去学。

三、针对原因分析提出的相关解决办法

1.整改教学内容

目前，高职院校思想品德课的内容选择与本科院校教材规定的内容大致相同，相关的针对性比较差。所以，任课教师要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出发，有针对性的整合思想品德课的教学内容。

2.加大思想品德课专业师资力量建设

对于在职教师，要加大在职教师出去的培训、考察力度，注重任课教师师风、师德建设，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水平。如：现有很多教师都是闭门造车，缺乏与时俱进的教学能力。对于师资数量，要积极扩充，改变过去那种什么学科教师都能上思想政治课的现状，让专业性强的教师对口教育。

3.改革现有教学方法

对于思想政治课，每个学校要有针对性地扩展使用多媒体教学的力度，尽可能多的使用先进的教学工具。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防止现代化教具的滥用，仅把多媒体作为教学的一种辅助工具。在课件的制作上，不可花哨，更不能上课只对着多媒体“目空一切”，忽视学生的反应和感受，否则同样会引起学生反感而达不到教学效果。此外，要积极拓展将思想品德课的教学延伸到课外的思路，充分开发课堂之外的教学途径来实现思想品德课教学的目标。

4.重视对学生的引导

重视对学生的思想引导，特别是教师要通过自身的言传身教、个人魅力感染学生，让其亲其师，信其道，进而使他们更加乐于去学习、愿意去学习;为让更多的学生参与《概论》课的教育，不仅仅是教师本身一味的讲授，而是让学生去预习，做课件、找案例，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进入到课堂中来，挖掘他们的潜力，提高他们的兴趣。

毛泽东思想论文篇2

《浅谈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以及我党的其它一些理论成果，都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产物，体现了党的指导思想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是我党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体现。党的十七大明确将邓小平理论等一些列我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理论成果归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并将毛泽东思想与其相并列，这体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同等的重要性。虽然二者隶属于我国不同的发展阶段，是在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的历史环境下所发展出来的特定的理论体系，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不是与毛泽东思想完全并列的，而是对其的继承与发展，是一个延续的过程，一个突破的过程。

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述

毛泽东思想是我国革命战争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虽然革命的年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毛泽东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同样要深刻学习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内涵，毛泽东思想博大精深，其内容涵盖了军事战略、军队建设、文化工作、党建、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政治工作等六大方面的内容，以上六方面的内容既可以独立于彼此而存在又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贯穿于以上六个方面的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思想不仅以其先进性和现实性指导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奠基建设的毛泽东思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尤其不能有效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应运而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涵盖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关注点是经济、社会的改革，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创造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完美结合，完成了经济体制的平稳过渡，实现了国家经济的大发展。“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聚焦的是党的建设问题，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加强党的建设。而科学发展观侧重的是目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探寻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涵盖了我国政治建设、社会发展、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设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探讨

(一)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先导

在1938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国开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知道，加强我党的理论建设工作，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我国的革命实践中，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逐渐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为我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毛泽东思想不仅开创了一项先河，也为新中国的发展的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根基。毛泽东思想的诞生是中国革命实际的需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趋势。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实现，有赖于毛泽东思想的指引，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共同创立的。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开端，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无论是对中国的社会建设还是历史发展都影响深远。从其作用角度来看，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奠基性的作用。

虽然二者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背景，有着不同的社会指导作用，但是二者都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鲜明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为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努力。二者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具体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奋斗的智慧结晶。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早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前者为后者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后者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也继承了前者的品质，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工作的侧重点和奋斗的目标。其理论内容和理论风格均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在发展过程中，毛泽东思想沥青了社会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探索出了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这些在后来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所以说，二者是一种兼容并包的关系，都是开放性、发展性的理论体系，都在不断的运动中完善自身，适应时代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调整，以达到实事求是的目标。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随着我国政治与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发展，毛泽东思想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我国社会的发展，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产物，是对中国实际的体现，是实践对于理论的丰富，是社会建设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党内国内的具体情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出了进行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虚心学习和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但是切忌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在这方面，历史的经验教训让我们醒悟，也让我们铭记，任何先进的理论思想都要在结合实际的基础上进行指导。我们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我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才能让理论正确地指导实践，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让中国特色的理论去指导更多的实践工作。

由此可见，国内改革建设遇到的挫折使得我党认识到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完善理论的重要性。邓小平理论着重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改革开放拉动经济建设，并且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些思想主要继承了毛泽东思想中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观点。“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在我党面临严峻的内部建设问题的大环境下提出来的，集中解决“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毛泽东思想中对于党的建设也做出了重要指导，因此这是对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发展完善。科学发展观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峻的瓶颈期时提出的，主要为了解决“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的根本措施，但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方式使得经济增长的后劲不足，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解决现阶段面临的发展难题的出路，因此科学发展观是毛泽东思想关于发展的理论在现阶段的继承和丰富。

三、结语

无论是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的毛泽东思想，还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都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正是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取得了胜利，社会建设也有了初步的成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下，我们取得了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完善、科学发展等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二者虽然隶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解决不同的历史问题，但是二者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其一脉相承的关系一目了然。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基础，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部分，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论文：《浅谈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摘要：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他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毛泽东倡导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正式提出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基本经验。

关键词：毛泽东;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毛泽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经过民主革命实践检验并逐步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长期以来被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里熠熠生辉，魅力长存。他所倡导并亲身实践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所积累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辩证统一的基本经验，依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构建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之不可或缺的基本思路和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亦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与获致世界意义的完美典范。

一、倡导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乃是其创立者们与他们自身所处的时代直接对话的产物，因而马克思主义并非一种仅囿于书斋和学院之中的学问，而是一种直面现实、改造现实的理论。同时，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给我们的与其说是一种既定的理论与知识，毋宁说是教给我们一种改造世界、变革现实的方式，一种不断与时代现实、具体实践有机结合的实践与批判精神。对此，恩格斯这样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这些论述无疑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基本思路和主要方法。然而，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并不是被所有的人视作“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科学，而是被当成生搬硬套在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的现成教条。这种情况不仅在欧洲历史上出现过，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尤其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同样出现过。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后不久，就立即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大革命运动和节节胜利的北伐战争之中，并且充当了革命战争的急先锋。中国共产党人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在大革命时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统一战线，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但是，由于当时中共领导人没有认识到民主革命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对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革命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和革命的主要特点缺乏认识，同时又过分依赖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的指导，缺乏自身独立自主性和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整体把握能力，因而找不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可行性方案，抵御不住反革命势力的进攻，以至于使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这也说明。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间明显存在间距，并未得到有机的结合。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走俄国十月革命的路，在主要城市发动武装暴动，诸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另一条是走在偏僻农村进行武装暴动的路，诸如毛泽东所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然而，这两条道路，到底哪一条道路更适合中国国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实践。他们认识到，第一条道路适合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因为近代大机器工业的发展，不仅壮大了工人阶级队伍，而且增强了工人阶级的组织纪律性。共产党人依靠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在反动统治势力集结的大城市进行武装暴动，有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是，当时的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方面，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交通都非常落后，各地区发展也极不平衡;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队伍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在大城市进行革命，进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地步。因此，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要走向胜利，必须要打破在中心城市夺取政权的模式，打破共产国际的教条化倾向，必须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同时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毛泽东所开创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就是自觉结合的典范，这一结合在客观效果上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事业中获得了自觉性、主体性与能动性。

但是，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当时党的领导人在思想上要么陷入右倾保守主义，要么沦为“左”倾冒险主义。右倾保守主义者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如“二次革命”的理论)，主动放弃了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以致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送给了国民党;“左”倾冒险主义者照抄照搬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不顾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力量的悬殊对比，急躁盲动，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极大的危害，使得红色根据地在反动派的围剿下几乎丧失殆尽。在随后进行战略转移的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又遭受到重大损失，以至于濒临绝境。

在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才由此转危为安。遵义会议以后，特别是红军和党中央到达延安以后，党内主要领导人的认识才逐渐趋于一致，即一致认为要打破共产国际的教条化倾向，驱散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迷雾。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这一“总的指导原理”(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的意识在这个时候已渐露端倪。

1939年，毛泽东在《发刊词》一文中第一次对“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作了理性表达，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命题。194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又说道：“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在这20年里，中国共产党人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做出了巨大努力，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付出了血的代价换来的。1956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也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此外，在《整顿党的作风》等著作中，毛泽东也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毛泽东在自己的著作中多处使用了类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字样。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得以真正中国化的一个实践诠释原则，同时也是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原则。这一思想原则，从内容构成看无疑包含三个要素：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二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具体实践，就是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三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即具体运用及其成效。毛泽东借“有的放矢”这个成语来形象地比喻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他用“矢”比喻马克思主义理论，用“的”比喻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放”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也就是二者的有机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必须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既不能乱射，也不能不射，而是既要敢于在实践中开拓、试验、探索、创新，又要善于检验、总结、概括和提升。通过这个成语，毛泽东十分清楚地告诉党内同志，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间不是一种“貌合神离”的关系，而是一种“辩证互动”的关系。

另外，毛泽东还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较好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既不是用其他的什么主义或者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也不是教条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生硬地相结合。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既要“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要坚持不懈地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来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历史课题，实现中国的历史性变革，并理性、自觉地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辩证对接起来，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符的部分加以改造与提炼，因为中国的实际还包括中国的历史、中国的传统文化，故而领导干部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而非一种异己的存在。毛泽东是他那个时期党内领导人中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最为熟悉的理论家，他深刻理解中国的国情和民情，了解任何一种外来的文化要成功实现其本土化，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既要结合本国的具体实践，又要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找到二者之间的耦合生长点、契合融通性。这是被无数中外文化交流、文明发展的历史事实证明了的一个客观规律。

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十多年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系统总结了党领导民主主义革命前十多年的历史经验和惨痛教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中国革命基本规律、革命的领导阶级、动力和主要特点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完整和系统。这是毛泽东对我们党在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和方法上，所做的科学总结和概括，既包含了丰富的理论内涵，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做了初步尝试和理论准备。

二、正式提出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科学概念。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这无疑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和民族化。这是因为作为世界性学说的马克思主义仅就理论形态上而言还只是基于历史发展大势而形成的“总的指导原理”，它需要“在‘化’的系列中存在并发展着自身”，同时，只有将其具体化、穿上本民族的服装，才能变理论理性为实践理性，变观念智慧为行动力量，才能不断在种种“化”的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世界性的范导功能加以呈露与凸显。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进行伟大的革命实践和建设实践，倡导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这是毛泽东一生为中国历史做出的最大贡献。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他没有像其他青年知识分子那样出国留学，而是选择留在国内从事革命斗争。他有这样的认识，要想在改造中国的伟大事业中有所作为，就要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准确和深入地了解，并对之做出实地调查及研究。在其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并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更是非常注重独立思考、亲身实践，尤其注重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和根本实质始终与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相关联，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需要理论的指导，理论也需要在实践中加以应用才能实现它的价值。

李大钊曾经说，马克思主义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表明李大钊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就是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同样为毛泽东认识中国社会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他在陕北时对前来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读了这些书之后，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这样就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把《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内容归结为“阶级斗争”，这就紧紧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根本，因为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分析阶级社会的主要方法。他从中找到了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这充分表明他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僵死的教条。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领导人并不罕见，如瞿秋白，王明等人。特别是王明，由于曾经留学苏联，经过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可谓烂熟于心、出口成章，号称“党内理论家”，但他不了解中国社会，对中国的实际问题没有真真切切的具体理解和感受。可以说，王明是“经院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是“实践派”的理论家，更不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家。这也是中国革命早期所面临的问题。教条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原理背诵得滚瓜烂熟，但对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却无能为力，甚至给革命带来巨大危害。这种状况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都极为不利。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需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而不是像背诵《圣经》那样去背诵马克思主义信条。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首先实现了这样一种转变：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精髓，形成了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在理论上做出简单阐释，而是要进行革命实践并从中取得成功经验，才有可能形成明晰的科学概念。到抗日战争时期，民主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思考已经初步成熟，毛泽东等人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行初步总结，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也形成了自身完备的体系。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本范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两个范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主要方面，或者说这是一个过程的前后两个阶段。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发展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所结出的重要理论成果，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简言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

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刘少奇在代表党中央作的《论党》报告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之统一的思想”，“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和政策”。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毛泽东思想是我党创立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指导思想和理论。叫毛泽东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因而“七大”成为中共党史的重要里程碑。从此之后，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

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的理论品质，是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遗产进行改造和创新的结果。毛泽东思想有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博大精深的内涵，凝结着毛泽东及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智慧。它对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具有广泛的世界性品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实践中，针对党内长期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严重倾向而提出的。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伟大的力量，就在于它是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的具体特点相结合。离开中国社会的实际和革命特点谈论马克思主义，只是不切实际的抽象而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够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中国特色，具有一定民族形式，容易被人们掌握并用于指导实践。

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的品质，它的活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进一步发展。他在“七大”政治报告中严厉批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倾向，指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他提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表明，他认为党内存在着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斗争，即香的、活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观同臭的、死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具有不断发展的品质，是系统的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毛泽东的重要著作《新民主主义论》总结了党成立以后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概念，对“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进行了准确的科学定位，并且全面而精辟地论述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领导权、动力、前途、发展阶段、总路线，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和政策等重大理论问题。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总结和深刻反思的结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和建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同志继续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在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中，坚决反对照抄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讲得对的地方，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这个历史时期，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仍在发展。比如，在人民民主专政理论、革命转变理论、统一战线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执政党建设理论等方面，提出和阐发了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观点。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特别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从事经济建设工作，失误无疑是难免的。1962年，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在会议的报告中，毛泽东总结了经验教训，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这是民主革命时期的“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思想的延伸，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其体系和内容包括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确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体现革命战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宝贵经验;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军事和国际问题等诸多内容;涵盖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各个方面，创造性地回答了在中国如何革命、如何夺取革命胜利和实现革命转变等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这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和进入了新的境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自己的宗旨和奋斗目标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理念。“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形成过程。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主要方面。从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来看，毛泽东思想既是一个伟大成果，又是这个理论体系的源头，既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又为实现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做了具体解释，回答了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所谓立场，就是要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完全能够解决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并且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在多个场合讲过要坚持共产党的立场、无产阶级的立场、工农兵的立场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明确反对国民党的立场、资产阶级的立场、地主买办的立场和少数反动分子的立场。这实质上就是在中国这个特殊国情下讲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所谓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主要观点，就是运用这样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分析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具体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搬硬套中国革命的实际，这是教条主义的方法，不仅没有领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而且没有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存在的实际问题。所谓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理论联系实际、辩证协调和整体系统的方法，可以说，用这样的方法彰显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变革现实”的理论品格是毛泽东以一贯之的行动诉求。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整体，三者密切联系并相互交叉。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也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精髓。

毛泽东思想论文：《毛泽东思想对近代思想改造的影响》

摘 要：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产物，在指导中国人民革命运动和创建繁荣的祖国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对建国之后的思想改造产生重要影响，为近代思想改造指出了“人人都是改造对象、树立正确价值观、掀起群众路线”等思路。

关键词： 毛泽东思想 近代思想改造 影响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特色是其思想改造论，然而，毛泽东的思想改造论强调通过对外在的人的灵魂教化达到内在的精神升华，进而达到主观伦理意志的高度统一。毛泽东的思想改造论对近代思想改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毛泽东思想影响近代思想改造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毛泽东思想作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内在的思想改造论对近代思想改造起到了很大的借鉴作用。具体表现如下。

1.1认识到人人都是思想改造的对象。

毛泽东曾经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也要改造。”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针对不同的人群毛泽东采用不同的改造方式，并没有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全面性和战略性：(1)对于剥削者的思想改造，毛泽东提出应当采取强迫性的改造。对地主阶级的改造主要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通过土地改革强迫地主参加劳动，使其在劳动中改造自身思想，成为新社会的农民;对民族资产阶级则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转变其剥削阶级立场，使其参加劳动，成为工人阶级一员。(2)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毛泽东思想中最为重视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关键因素，要成功构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重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主要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倡导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尽管在后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出现了过急、过“左”的错误，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一种先进的想法。(3)对领导干部的改造则主要从反腐败展开。1951年的“三反”斗争，1957年的“开门整风”运动，以及60年代初的“四清”运动都是围绕反腐败这一主题展开的，也是对领导干部思想改造的一系列实践。后期的““””运动尽管也是一种体制外的解决干部问题的实践，但由于“_”的利用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也证明了解决干部问题仅仅靠思想改造而没有制度辅佐是难以顺利实现的。(4)对农民的思想改造。对农民的思想改造是重中之重，毛泽东一直将其放在重要位置，认为通过向农民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来消除农民自身落后、分散、自私自利等落后思想。

毛泽东针对不同人群的思想改造方式为近代思想改造提供了新的思路。

1.2思想改造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价值观。

中国共产党通过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之后建立了新中国，然而长达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彻底消灭的，因此，建国之初整个新中国的思想改造核心便是针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改造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毛泽东在当时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将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价值观作为思想改造的目标。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主张自私自利，强调官本位，一切都以“我”为中心，从自己出发建立私人关系网络，官本位则是官僚主义的“老爷”作风，这些都违背了毛泽东“公平”“公正”的价值观。针对这些残留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论是处于什么岗位上任何一个人都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谋取私利。在当时也树立了诸如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等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榜样。只有具备了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品质，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价值观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克服种种困难。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直备受人们重视，在近现代思想改造过程中也一直被奉为圭臬。

1.3以群众运动作为思想改造的推动方式。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一直以来所坚持的，毛泽东认为：“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群众是所有工作的基础，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三十多年间，我国几乎每年都有群众运动。在思想改造中走群众路线，一方面在广大群众中掀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浪潮，解剖自己，改造自身思想，另一方面通过广大群众带起的思想改造浪潮对各阶层人民产生强大的压力，迫使其转变思想，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为了强化群众运动的作用，毛泽东将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融入到群众运动之中。借助毛泽东的“四大”，群众一方面通过批判、批斗等形式帮助改造对象完善其思想改造。而另一方面，通过对别人的揭露、批判等形式，可以起到教育自己的作用，实现自身思想的完善。

以群众运动推动思想改造的方式在建国期初的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成功实现了冲破封建主义思想束缚、转变人们价值观和道德观的目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群众运动也存在一些负面效应，一些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靠群众的批判、批斗运动往往会造成混淆政策标准、颠倒是非、伤害人心、践踏民权的后果，这些也是以后思想改造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方面。

2.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继续完善思想改造

2.1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科学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是革命前辈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在漫长的革命史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继续完善思想改造必须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科学性。在漫长的革命史中新中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成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思路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产生的，整个新中国的

进步和繁荣也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实现的。要深入理解和贯彻一个思想，首先要做的是认识其科学性，从灵魂深处对其认可。

2.2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重大作用。

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在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的时候要坚持认识事物的两面性原则，客观公正地对其进行评价。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关系到怎样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奋斗的成就，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一是不能以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否定其思想的重要历史作用;二是不能以毛泽东思想中一些具体结论过时为由否定其思想的先进性。

2.3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任何一个思想的完善都是不断坚持和发展的过程，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变成现实我们应当学会传承，毛泽东思想之后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理论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需要我们在以后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拓展和完善。

3.结语

毛泽东思想为近代思想改造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起到很大的借鉴作用。无论是建国之初还是现在，毛泽东思想始终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延续并发展。要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我们必须在以后的思想改造过程中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VOL 7：87.

[2]张述元，刘斌.思想改造——毛泽东对建立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有益探索.理论前沿，2007，(10).

[3]方健，尚金州.从毛泽东思想内涵认识的嬗变过程看我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运用和发展.辽宁警专学报，2008，(6).

毛泽东思想论文：《毛泽东学习思想》

【摘要】重视学习、不断加强学习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优良传统，也是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一条重要经验。在每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的关头，中国共产党都因善于从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而避免和克服了各种危机。毛泽东十分重视学习问题，其学习思想十分丰富，对于指导我们的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政党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学习思想;学习问题;学习方法;意义

什么是学习呢?其实，孔夫子在几千年前就给出了答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道出了学习的本质。学习是一个探索知识、寻求真理的过程，任何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才能不停地进步，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学习作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举措。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的活动也开展地如火如荼，“学习”正在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和使用的一个高频率词汇。

一、毛泽东学习思想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战略家，更是伟大的思想家。他从小爱读书爱学习，在其一生的诸多论著中，阐述了不少关于学习的真知灼见。最近拜读了《毛泽东选集》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学习和时局》等文章，感触颇深。这些文章使我认识到毛泽东同志不仅在革命的军事理论方面思想深刻、认识深远，而且在学习方面也有着深刻辩证的开拓精神和总结性的思想认识。由此引发了我对毛泽东学习思想的研究兴趣。

所谓学习思想，是指人们对学习的本质、学习观念、学习态度、学习原则、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等问题的基本看法和观点，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多层次的思想体系。关于毛泽东学习思想的含义，至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为学界所公认的概念。我认为，毛泽东学习思想是在广泛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精华，经过反复的实践和综合探索，总结、继承和发展了许多治学经验和优秀成果，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社会实践为基础、以革命为中心和以工农群众为对象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学习思想体系。在《论语》中，孔子主张学、问、思、习、行相结合，而毛泽东同志对学习思想的论述也相当广泛，包括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等诸多方面。

毛泽东同志一生博览群书，从古代的传统文学到近现代文学，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惊人不已。他博古通今，学识渊博，真不愧是一位伟大的学问家。

毛泽东同志爱学习，但认为学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特别重视学习方法。他读书的时候特别喜欢做读书笔记，读完一本书后上面都是密密麻麻的字迹，有的是对自己有疑问的地方做出的标记，有的是对书中某一观点得出的自己的见解，而且遇到好书要反反复复地读好几遍，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他常常跟身边的人说，学习要活学活用，不能刻板教条、死记硬背。毛泽东同志说，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是讲义之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无字天书’。”毛泽东就想说明一个道理：一个人光有书本知识是不行的，一定要投身到社会生活中去学习实际的知识，这是最丰富最生动的知识。

毛泽东同志一直秉持严谨的学习态度，他认为学习要踏踏实实、谦虚谨慎、不耻下问、孜孜不倦、持之以恒，不能投机取巧、半途而废、囫囵吞枣、不求甚解。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形象的说：“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这是说我们学习要脚踏实地，不能徒有虚名。他认为：“知识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虚的态度。”他说：“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他说到做到，到晚年一直坚持学习，即使自己不能读书了，还坚持让人给他读报纸，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向我们展示了一代伟人的风范。

毛泽东同志学习思想十分丰富，对于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学习态度等方面都有着精湛的论述和独到的见解，他的学习毅力和求知精神，令我们钦佩，这对于知道我们的学习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当前我们的学习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在经济建设大潮和文化多元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不管是党员干部还是普通群众在学习的目的、方法、态度和学风等问题上依然存在一些的问题。

(一)学习目的不明确

不知道自己缺少什么知识，应补什么知识，不加选择地、毫无目标的拿来便学;不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学，单纯的为了学习理论而学习;有些人学习不是为了报效祖国、为祖国做贡献，而是为了一己私利，利用学到的知识技能谋取利益、危害人民。

(二)学习方法不得当

往往只注重理论的学习，学而不思，不会学以致用;不注重与实践相结合，不注重调查现状、研究历史，不会结合实际进行灵活运用，不会指导和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停滞不前，不敢大胆创新;不注重知识的积累，容易一知半解，做不到持之以恒、举一反三。

(三)学习态度还不够端正

把学习看作是一种负担，看作武装自己语言、装点自己门面的需要，学习往往是为了某种功利性的目的，失去了学习本来的意义，并没有真正地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和意义。

(四)学习氛围不浓厚，缺乏良好的学习风气

学习的主动性不强，积极性不高，往往是三分钟热度，想学了就多学一点，不想学了就把学习抛之脑后，做不到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在学习中往往囫囵吞枣，浅尝辄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缺乏学习的灵气和灵感，缺乏钻研到底的决心。 (五)一味地崇洋媚外，不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

对中国的历史一知半解，不学老祖宗几千年积淀下来优秀文化，只读西方的东西，看西方的影视作品，过西方的节日，有的就只会忙于网络，走所谓的时尚。

三、我们应该如何学习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面临着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无论是科学地总结经验还是顺利地推进又好又快的发展，抑或建立学习型的无产阶级政党，都需要认真地加强学习。因此，研究毛泽东的学习思想，发掘其深远的学理和科学的方法，对我们都有着深刻的启示。我们必须通过“有的放矢”的学习，不断掌握新知识、新方法，才能适应新挑战，解决新矛盾，富于新活力。具体来说，当前形势下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学习观，我个人认为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一)要树立长远的奋斗目标，有终身学习的理念

知道自己的优势和短处，取长补短，扬长避短，知道自己学习是为了什么。给自己制定一个合理的目标才能激发自己学习的动力。在学习中，要像毛泽东一样善于思考和质疑，有目标、有计划，不懂就问或反复阅读从而达到理解和消化知识的目的。在科学知识日新月异的今天，世界在飞速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知识更新的速度大大加快，我们要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世界，就必须把学习从单纯的求知变为生活的方式，努力做到活到老、学到老，终身学习。

(二)在学习方法上要坚持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相结合，课堂学习和自学相结合，做到学以致用

要始终保持改革创新的精神状态，在学习中树立创新意识、增强创新能力、拓宽创新领域，切实解决学习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毛泽东学习的经验可以看出，社会实践的知识也是同等重要的。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是实践的总结和升华，但反过来又需要用实践来检验。因此只有把书本知识融汇到社会实践中去，同时在广泛的社会实践中强化自己的知识，多读、多想、多写、多问，增强自学能力，发挥学习的自主性，拓宽自己的知识结构，才能在这种相互融汇的过程中有所创造和有所发明。才能提高学习能力，增强学习效果以适应激烈的社会竞争。

(三)要端正我们的学习态度

要使每一个人都深刻体会到学习不仅是个人获取知识、提高素质、增长本领的重要方式，而且还是一个民族和国家传承文明、繁荣进步的重要途径。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成功、成就、升迁等原因的85%是因为我们的态度，而仅有15%是由于我们的专门技术。要把学习视为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学习不能与生活割裂，只有把学习与日常工作生活融合在一起，把学习当作一件快乐的事情，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彻底摒弃懈怠之心、功利之念，真正把学习当作生活的一部分，在学习中生活、在生活中学习，学习才能自觉，才会恒久，才会有生命力。

(四)要建立良好的学习机构、体制和教育制度

有组织、有系统的学习，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使习惯成自然。并且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有“钻劲”和“挤劲”，不能一知半解、浅尝辄止。

(五)要注重学习和研究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其继承与发展，对西方文化要学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防止西方文化渗透，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总之，我们一定要摆脱考试性被动的学习模式，要主动在国际化的视野下读书学习，寻找最前沿的一流的知识，并通过一些实践活动提高自己的动脑、动手能力，边学边做，为解决实际问题去读书学习。我们应明确学习中最重要的不是死记硬背某些知识，而是要深入理解和认识，学习只是我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关键是要抓住理论的精髓，活学活用，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具体的实际工作中去，实现科学理论对实践的巨大指导和推动作用，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用科学的知识和理论去制定政策和采取措施，更好地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我们要把学习作为一种乐趣、一种态度、一种追求、一种境界，孜孜以求、苦学不倦，在学习中拓宽视野、提升能力、增强本领;在学习中陶冶情操、开阔胸襟、提高修养。我们要时常反躬自省，对自己在学识、眼界、能力等方面的不适应保持警醒，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中，重视学习、热爱学习，在坚持不懈的学习中补“钙”、健“脑”、充“电”，努力使自己的思想观念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更好地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人类若不懂学习，不会学习，一切都无从谈起。毛泽东的学习思想有一个核心议题，那就是：学习是人的一种追求理想、追求真理的社会实践活动，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为了创建学习型社会，创造人人奋发学习的氛围，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学习思想的精华，做到全民学习，人人学习，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才能走在时代前列，不断推进各项事业的发展，胜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年谱(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55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5-820

3 唐圻，毛泽东与读书学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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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毛泽东，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A]，辽一师院教育研究室

6 毛泽东论教育革命[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革委会教革组，1972

7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8 顾明远等，学习型社会：以学习求发展[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9 何汉霞，毛泽东学习观的方法论解读[J]，沈阳工程学院(社会科学版)，2010(2)

所谓逻辑是思维的规律，逻辑学是关于思维规律的学说，思维规律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的统一。“形式”逻辑也是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上来研究思维规律的学说，因而决不是什么纯“形式”的逻辑。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毛泽东的形式逻辑与唯物辩证法思想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毛泽东的形式逻辑与唯物辩证法思想全文如下：

毛泽东立足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革命前辈的思想成果，对形式逻辑和唯物辩证法提出了独特的见解，进行了创造性的阐述。

一、毛泽东的形式逻辑思想

1、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和性质。

毛泽东认为形式逻辑只管形式，不管内容，因而没有阶级性。1961年，毛泽东指出：“形式逻辑只管形式，不管内容，从错误的前提推出错误的结论，在形式上也可以是正确的。”“形式”是对思维结构的要求和规范，它确保人们在思维中从结构上不犯错误。思维内容的真假却靠具体科学去解决。毛泽东还认为形式逻辑不应包括充足理由律。1965年12月，他说：“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有充足理由?”无论什么人，不管他是哪个阶级、哪个民族在进行思维活动时，都要运用概念、判断、推理，都要遵循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否则，就不能正确地进行思维、表达和交流。1957年，毛泽东接见周谷城，周谷城说：“形式逻辑这个东西是敌我共同的武器，我方可用，敌也可用，它没有阶级性。”毛泽东问：“何以见得?”周谷城举例说：“资产阶级说，凡生产资料应该私有，所有大工厂是生产资料，所以，大工厂应该私有;无产阶级说，凡生产资料应该公有，所有大工厂是生产资料，所以，大工厂应该公有。”毛泽东笑着说：“言之成理，也有力。”

2、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形而上学方法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形式逻辑不同于形而上学方法、唯物辩证法。1938年3月25日，毛泽东写道：“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对于潘梓年在“方法论”和“技术论”下把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辩证法区分开来，并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结合起来，各司其职，共同作用于思维实际，毛泽东认为是可取的。党中央编辑整理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于1951年3月8日给田家英等人写信，指出《矛盾论》中“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达，还须修改”。在《矛盾论》正式发表时，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把“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的矛盾律”一节删去。周谷城发表《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一文，反对把形式逻辑混同于形而上学加以批判，认为形式逻辑既可为寻求真理的人们服务，又可为形而上学和进行诡辩的人服务。有一次，周谷城当面对毛泽东说：“我意见很少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毛泽东答曰，“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并不孤立”，“不要害怕，要积极地写”。他又说：“formalLogic本来就是formal的，要把它同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学问，大家都要学一点。……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

毛泽东还认为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不同于低级数学与高级数学的关系。1965年12月，毛泽东说：“说形式逻辑好比低级数学，辩证逻辑好比高等数学，我看不对。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同辩证法不是什么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数学有算术、代数、几何、微分积分，它包括许多部分。形式逻辑却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资本论》也要用。”

3、形式逻辑的应用。

毛泽东很注重逻辑理论的应用，他主张写文章和文件都应具有逻辑性。1955年10月，毛泽东指出：“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说话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1958年2月，毛泽东指出：“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毛泽东还指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力推形式逻辑文集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1957年，他邀见周谷城、金岳霖和王方名，谈论了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著译等有关问题。1958年，他收到周谷城的信，得知其新的逻辑著作出版，很高兴，回信说：“大著出版，可资快读。”在毛泽东授意下中央政治研究室编辑出版《逻辑丛书》时，打算收入章士钊旧作《逻辑指要》。毛泽东征求作者意见时，章士钊曾因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而有所顾虑。毛泽东笑曰：“此学问之事，庸何伤!”后来毛泽东看完《逻辑指要》，又对章士钊说：“吾意此足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印行。”在《逻辑指要》校改完毕后，毛泽东于1959年6月7日给章士钊的回信中说：“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即借先生之著，为之筹策。”随之把其代拟的序言写出。毛泽东作出“宜于印行”的决策，有助于解决当时逻辑资料奇缺的问题。

二、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辩证法的三大规律，首先是黑格尔在《逻辑学》中阐述，恩格斯最早从中抽象和总结出来的。列宁把唯物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学说，并写下了《谈谈辩证法问题》，对辩证法进行了说明。毛泽东在1936年读《辩证唯物论教程》时说“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讲述唯物辩证法时，结合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特别是1927年和1934年两次严重失败的教训，阐述和发挥了列宁的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实质和核心的思想。此后，毛泽东多次指出辩证法就是对立统一性或互相渗透。他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什么是矛盾呢?毛泽东解释说：“没有什么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毛泽东认为，人们的思想要正确地反映现实矛盾，就要全面地反映客观对象中矛盾双方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的关系。

毛泽东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联系起来。他说：“在人类的认识史上，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承认“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毛泽东从唯物辩证法的总体着眼，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联系起来，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

毛泽东系统论述了内外因相互作用规律。他认为内因是事物的内部矛盾及其诸方面关系，内部矛盾是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外因是一事物与周围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推动事物发展变化，进而把发展观理解为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毛泽东指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实质性概括。

毛泽东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联系上发掘出矛盾“精髓”思想，对矛盾特殊性作了独到深入的研究。列宁认为：“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列宁并未把个别和一般的范畴同矛盾范畴联系起来，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同整个矛盾体系的紧密联系，进而提出矛盾“精髓”思想，并强调“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他指出：“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它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

毛泽东提出复杂过程中的部分质变思想以及发展具有阶段性问题，使量变质变规律变得更加完善。他认为，所谓部分质变，就是指“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还没有消灭，即是说在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未变之前，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所发生的部分的、局部的性质上的某些变化。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明确提出：“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部分质变思想是毛泽东对量变质变规律认识深化的结晶，揭示了事物发展阶段性的内在根据，并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

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肯定否定规律，在事物“螺旋式”发展过程中演绎出波浪式发展规律。他根据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结合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提出任何事物都在矛盾运动的平衡与不平衡的交替变化中向前发展，且“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波浪式规律是毛泽东所发展的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毛泽东的形式逻辑思想，对于充分发挥逻辑学的实际效用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创新，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毛泽东的形式逻辑与唯物辩证法思想是为党的思想、政治路线服务的方法论科学，为建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起始概念，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系获得了坚实的支撑。

死刑，也称为极刑、处决、生命刑。世界上最古老的刑罚之一，指行刑者基于法律所赋予的权力，结束一个犯人的生命。遭受这种剥夺生命的刑罚方法的有关犯人通常都在当地犯了严重罪行。尽管这“严重罪行”的定义时常有争议，但在现时保有死刑的国家中，一般来说，“蓄意杀人”必然是犯人被判死刑的其中一个重要理由。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刑法死刑制度的分析与评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关于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刑法死刑制度的分析与评述全文如下：

【论文摘要】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总结了一定经验，形成了独有的理论体系，在刑罚制度方面，尤其是关于死刑立法与死刑政策思想的阐述上，深刻体现着毛泽东思想的民主革命原则以及从实际出发、辨证解决具体问题的科学实践路线。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思想;刑法;死刑制度;分析与评述

一、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死刑思想综述

(一)“有反必肃。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决不大赦。”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同志对死刑的认识与运用，是基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而产生的。毛泽东谈到“决不废除死刑”时，结合了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突出强调其政治意义，“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严重犯罪分子，“还必须和他们作斗争”。阶级斗争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事实，决定了死刑不能够废除。因此“对于有血债或其他最严重的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并迅即执行”，“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打得狠，“就是要坚决杀掉一切应杀的发动分子”，“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

同时，毛泽东同志指出当时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其他严重犯罪分子实行死刑的目的很明确，“是为了解放长期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恶霸分子压迫的广大群众，也就是解放生产力”，当时的死刑以及其他刑罚的运用，是解放战争亦即解放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继续，也是解放生产力的一场政治斗争。死刑制度在当时，已经被毛泽东同志提高到“解放生产力”的历史唯物主义层面上来看待，进一步深化了死刑制度存在的政治意义和时代使命。

在死刑不可废除的原则中，必须把握的另一层含义是“坚持少杀”的方针，即不废除死刑，但也决不滥用死刑。在镇反运动的中后期，国内形势已经和刚刚开始肃反时期有所不同，人民群众地位得到提升。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提出要“严格地审查逮捕和判处死刑名单”，“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明确规定“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同时将杀人的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在后来的肃反运动中，又强调“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对于反革命和其他严重犯罪分子而言，“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

社会上的反革命因为是老百姓的直接冤头，老百姓恨透了，所以少数人还是要杀。他们中的多数，要交给农业合作社去管制生产，劳动改造”;对机关里的反革命以及俘虏，则坚持不杀，但“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在镇反运动的中后期，革命形势的变化，决定了必须采取“少杀”和在机关内部肃反中“一个不杀”的方针，以此获得社会的支持，达到争取其家属、分化敌人，保留一批劳动力的直接目的。这也是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和我党内部历次斗争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深刻结论，在特定历史时期，坚持少杀不少的思想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一方面避免了我党历史上的极“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防止杀错人而无法挽回的事实出现;另一方面，为分化敌人，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作出了最具有说服力的宣传;同时，也是感化和教育犯罪人的具体体现，阐明了新中国坚持刑罚的人道化以及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相辅应的思想。

(二)对死罪分子区别对待是毛泽东在死刑问题上坚持的政策

为贯彻少杀方针，毛泽东提出两项措施：一是对犯有死罪的人分为“直接冤头”和“间接冤头”，进行不同处置;二是对虽犯死罪但可以不处死的人实行“死缓”。在镇反与肃反运动以及处理战俘过程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在上述党、政府、军、教、经、团各界清出来的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有血债或有其他引起群众愤恨的罪行或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只占极少数，大约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可能占十分之八九，即可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他们损害国家利益的程度严重但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们犯有死罪，但群众未直接受害”。“机关里的反革命跟社会上的反革命不同。

社会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头上，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他们有普遍的冤头，但是直接的冤头不多”，这两种“冤头”都有应杀之罪，但还是要区别对待：“社会上的反革命因为是老百姓的直接冤头，老百姓恨透了，所以少数人还是要杀”，只是“普遍冤头”的，则可以不杀，而实行“死缓”的办法。对待被俘战俘，则不杀不判，关押起来劳动改造，经过一段时间，对改造好了的，由全国人大通过特别法令，实行特赦。对两种“冤头”在适用刑罚，尤其是死刑上区别对待的政策，体现了毛泽东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对敌斗争的高超策略。当“不杀”比“杀”这些“直接冤头”更利于分化瓦解敌人，更利于取得社会同情，更利于增加生产，更利于提高科学水平，更利于强大国防时，不杀他们，可以稳定很多人，避免人民内部彼此不信任，还可以保存一大批劳动力，化废物为有用，适应了当时社会政治形势的需要。

针对虽犯死罪但可以不处死的人，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提出采用“死缓”的方式处理：“中央决定对于这样的一些人，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在共产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些思想，对于新民主革命与建设时期的中国的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法规的发展与完善，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是毛泽东同志在辨证唯物主义原理指导下，坚持刑罚的报应作用与教育作用相结合的最好体现。

此外，“死缓”制度是和“不可不杀、坚持少杀、防止错杀”的政策紧密结合适用的，“‘缓期两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他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这样的方针，使得刑罚的惩治作用与宽大处理、教育功能相得益彰，正是在这一刑罚思想的指导下，从抗日战争时期，一些根据地出现的死刑保留制度(即对应判处死刑又有可能争取改造者，暂不执行死刑。保留期内又犯新罪则执行死刑，期内不犯罪，则不再执行死刑)，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协调下，从1951年开始，各地相续建立健全的死缓制度，以及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对这一制度的继续保留与进一步完备，均体现了死缓制度的历史适应性，在长期的司法实践过程中，被证明其富有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进步性。

二、对毛泽东死刑思想的简要评述

毛泽东的死刑思想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完成改造反动分子和其他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系统工程，为有中国特色的刑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提出了科学的思路。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在其死刑思想中所贯穿的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群众路线的原则，决定了其辨证处理，灵活性和原则性相结合的刑罚方针，使新中国的包括死刑制度在内的刑罚手段，明显摆脱了西方国家通行的狭隘的法律原则和抽象的人道主义观念，从“解放生产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将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标准，来衡量新中国刑罚具体原则的得与失、利与弊、存与废。历史的经验提示后人，“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仍然是一切立法与司法活动的根本出发点。

死刑呈现扩大化的现象，与犯罪率的上升有关，也同我国的重刑主义传统、人们普遍持有的报应观念有联系，当社会治安状况下降，群众严惩罪犯的呼声高涨之时，立法者与司法人员需要保持客观冷静的头脑，遵循法律理性的思维方式，对于民众出自本能、情绪化的要求扩大死刑制裁的呼声，不是一味迎合，而应站在理性的高度，正确引导这种社会反映，在逐步限制死刑适用的过程中，使刑罚规定更加趋于理论及事实上的公正与合理，这也是从根本上反映人民利益的必然要求。群众对于某些犯罪行为和犯罪人的愤怒与仇恨，不应成为死刑扩张的根本性理由，在法治领域，允许“嫉恶”但不应“如仇”，法律的立场是理智而公正的，与仇恨没有关系，即使这种仇恨的发出者是普遍的民众，也不允许以“民愤难平”来任意曲解法律，藐视法律，这种“民愤”不等同于“人民利益的要求”，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激情化的狭隘的情绪宣泄，一味迁就于它的非理性要求，与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民主法制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社会生活背景的变化，法治文明国家的发展，要求人们对死刑制度的状况多一分理性的思索，毛泽东的死刑思想产生的时代条件与今天已经有许多重大区别，法治中的民主原则的具体内容和要求与当时也有不同，毛泽东的“限制死刑，慎用死刑”的思想要继承，从“解放生产力”的高度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作为衡量立法与司法活动的最高原则仍然是法制建设需要贯彻始终的，但以往和现存的刑罚原则需要在实践中创新与发展，使之保持永远的活力与旺盛的生命力。

农业经济发展战略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资源条件，对未来较长时期内农业经济发展的全局所进行的根本性谋划和决策，是农业经济发展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方针、政策、重点、步骤和措施的概括。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析毛泽东邓小平农村发展战略思想比较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试析毛泽东邓小平农村发展战略思想比较研究全文如下：

论文摘要：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从农村革命和改革中获得巨大成就的领导人，毕生都关注着中国农民问题，关注着农村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他们形成了各自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本文主要采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阐述了两人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之后，重点比较了他们在战略上、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内在逻辑关系。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 邓小平 农村发展战略 思想 逻辑关系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关键因素。农村经济发展在什么样的思想指导下，就会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战略与政策，农村发展战略思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能否实现，能否迅速赶上发达国家的重大的全局性问题之一。不同的农村经济发展战略思想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甚至直接影响到我国农村改革乃至现代化事业的兴衰成败。

一、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

(一)农业的根本出路

毛泽东在1959年提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著名论断，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基本模式应该是“集体化加机械化”。其中，机械化是农业的根本出路。关于机械化问题，党内曾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当时刘少奇认为农业合作化离不开工业化，农村只有配备机器、农药、化肥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等，提高生产的效率，才能引导农民由小生产者向社会主化大生产过渡。对此，毛泽东明确表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主要从两个方面考虑了这个问题：(1)中国农业生产力低下，单个的农民不具有购买机械的能力;(2)机械化并不是集体化的前提条件，可以先进行农业合作化。他举例说，西方工业化国家在发明机器生产之前，是通过工场化手工作坊促使小生产走向社会化大生产，以此否定了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主张。时至今日我们再来看这场争论，究竟是先机械化还是农业合作化，也不是绝对的，虽然毛泽东否定了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主张，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把农业机械化当作农业的根本出路。

(二)农业生产的首要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首先要解决好吃穿住的问题，才能从事其他更高层次的活动。毛泽东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思想，与此同时，提出了粮食是农业这一基础的基础，并且把粮食作为农业生产的首要问题。解放之前，因为战争、灾荒，到处饿殍遍野;建国之初，因为粮食短缺，与投机商进行“米棉之战”。对此毛泽东深有感触，为了保证百姓有饭吃，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就这样产生了。随着粮食的年年丰收，一些人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毛泽东提醒说，“粮食是多了，从1949年到1956年增加了1400亿斤。但是多少人吃呢?我们这个国家好处就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这1400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而正式提出“以粮为纲”的指导方针是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之后，尽管是在“大跃进”时期提出来的，但是它仍然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政策，可是“全面发展”、“按比例发展”执行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最终将“以粮为纲”发挥到了极至，甚至起到了反面的作用。

(三)农村未来的平均主义情结

在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中其实对农村未来也有自己的憧憬，那就是共同富裕，但要绝对的平均。面对农民的忍饥挨饿，毛泽东会眼含泪花，自己半年不吃肉，拿野菜当粮食吃;面对农村中的贫富差距，毛泽东忧心忡忡，寝食难安。这反映出毛泽东既希望农村走上快速富裕的道路又不希望农村出现贫富差距的矛盾心理。在他的理解看来，搞平均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必须平均，这其实极大的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延缓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这种建立在平均主义基础上的人民公社，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更不用说共产主义了。

二、邓小平关于农村发展战略的理论观点

(一)“不管黄猫黑猫，那种方法有利于农业，就用那一种方法”

邓小平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农村体制存在的内在矛盾，这时候就已经在思考农村体制改革问题。他说，“所有的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的好。不管黄猫黑猫，哪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农业，就用哪一种方法。”邓小平认为，任何理论都必须应用于实践，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要以农民看得见的利益为出发点，至于运用何种方式进行农业生产，首先看的是实际效果，其次看农民意愿，采取试的原则，试验可以多种多样，而不应强求一样。此时的“猫论”并没有传播开来。这就是著名的“猫论”思想，也是“猫论”第一次公之于众。后来到80年代被传为：“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猫论”成为党和政府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标志。

(二)农业发展的宏观指导方针：“两个飞跃”

1990年3月，邓小平针对农村发展的现状提出了“两个飞跃”的重要思想。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邓小平根据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考察，此后他一直思考并探索新的农村发展的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邓小平对农业第一个飞跃的历史地位给予了高度概括,指出:“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邓小平在推动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同时，也逐渐认识到分散经营的不足，家庭承包后还存在一些不易解决的深层次矛盾。他在深入总结和充分肯定了中国农业第一个飞跃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又在恰当的时机提出了关于农业第二个飞跃的思想，第二次飞跃不能像过去那样一刀切，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推进。

(三)“致富不是罪过”，先富带动后富

国家分配制度的改革历来是一项棘手的问题，在农村中显得更加的敏感和复杂。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就明确表示要讲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重视物质利益，他指出“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随后又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

但我国贫富差距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并有日益拉大的趋势，有关数据表明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0.4，严重影响中国社会的和谐。对此，邓小平早在上世纪就注意到了，对此，他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比如让发达地区和先富者多缴利税、技术转让、鼓励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包扶等方法也取得了初步成果，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两极分化问题，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仍然是一个深刻而持久的命题。

三、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的内在逻辑关系

邓小平说过，“恢复毛泽东的那些正确的东西，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没有做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这就决定了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毛泽东和邓小平贡献都是相当大的。虽然他们的农村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正如前面两章所述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分别从属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体系，但却是一脉相承的关系。

当我们对毛邓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进行比较时，我们既要看到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的继承，看不见这种继承关系，就会否定或忽视毛泽东对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艰辛探索的巨大作用和历史意义。看不到邓小平对毛泽东农村发展战略思想的超越，就会低估甚至抹杀邓小平独特的贡献和创造。我们只有从具体的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他们的农村发展战略思想的关系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四、毛泽东、邓小平的农村发展战略差异产生的原因

(一)农村发展战略产生的时代背景差异

新中国是建立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之上的国家，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农村发展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出现曲折。在这样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农业现代化是有一定难度的;毛泽东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农村发展道路的过程中进行了很多尝试，形成了一些新的观念，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决策。然而，一方面，由于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迅速到来，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另一方面，他也没有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农村出现的新的矛盾和问题，这样就有可能使得当时的农村发展战略存在着一些局限和弱点。而邓小平是有一定经验可循的，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在毛泽东制定农村战略政策过程中他都有参与，可以说基本上经历了毛泽东时期的所有成功与失败。因此，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他在制定新的农村发展战略政策时就可以吸取失败的教训，吸收成功的经验。虽然新的农村发展战略取得了一些成果，也仍然是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农村发展的道路也依然存在着坎坷。

(二)个人理解角度的不同导致了农村发展战略问题上的差异

1、对社会主义及其发展阶段的不同理解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并没有很清楚的认识。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并提出短时期内超越发达资本主义的不切实际的目标，对我国当时所处的阶段没有很好的把握。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则科学地提出了我国处于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并明确指出“三步走”战略理论，与毛泽东时期提出的“两步走”有一定的区别，去掉了其中不现实的成分，保留了可以利用的部分，增加了新的内容。

2、对农民阶级性的理解差异

农民的阶级性问题历来是毛泽东关心的重要问题，毛泽东认为，我国广大农民虽然仍然是小生产者，但他们都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集体化是农民发展的必然趋势。关于农民的对于集体化道路的热情问题，毛泽东把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视为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农村直接可以从互助组发展到合作社，农民过早的走上了集体化道路，作为小生产者的积极性被抹杀掉了。而邓小平认为，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有单干的积极性，在这种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之前，是不应该过早从互助组发展到合作社的。这种对农民阶级性或积极性的不同理解上使他们在农村发展道路上产生了不一致，后来农村中发展至今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充分证明农民还有单干的积极性。

3、对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的定位不同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发展生产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毛泽东也想发展生产力，这是他发动“大跃进”一个重要的因素。问题在于他夸大了生产关系的作用，逐渐演变成为“唯生产关系论”。这种认识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辨证关系中，关注角度的不同，影响了各自的农村发展战略，也对农村发展产生了不同效果。

毛泽东哲学思想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通常的观点认为，《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的代表作，其中《矛盾论》体现了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打击精心准备的：浅谈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哲学体系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谈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哲学体系全文如下：

摘要：众所周知，辩证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的灵魂，也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的精髓，回顾20世纪的中国，毛泽东堪称一位伟大的人物，毛泽东不仅在政治、军事、以及经济领域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解放和领导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还在文学、历史、哲学等领域有着很高端建树，尤其是在哲学领域，毛泽东的对哲学的兴趣、研究以及成就，在世界各国领袖之中无疑是具有突出的地位的，而辩证法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自然也是我们应该重点回顾、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试通过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理论来源、在实践中的运用以及毛泽东辩证法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三个角度，来探讨关于毛泽东辩证法的一些内容。

关键词：毛泽东 辩证法思想 哲学思想

一、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理论来源

关于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理论来源，我想应当有中外两个途径。首先，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理论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因此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马、恩二人的辩证法思想对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形成有着最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其根本来源。1920年，毛泽东就接触到了《共产党宣言》，这是毛泽东接触到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列宁对于《共产党宣言》有这样的描述：“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思想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肩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对于毛而言，其中的阶级斗争理论对他影响最大。从此，毛泽东将马、恩二人的阶级斗争理论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实践，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直伴随毛泽东一生。

除了《共产党宣言》，毛泽东对《资本论》也情有独钟，众所周知，对立统一规律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根本规律，毛泽东在《矛盾论》和《实践论》中对此作了很好地阐述和发展。而对立统一规律作为逻辑思维的根本规律来运用，就是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显然，这也对毛泽东此后的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此之外，毛泽东对恩格斯的著作也比较关注，恩格斯的辩证法思想对他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有不可或缺的影响，也是他辩证法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毛泽东的文章很少有对马列主义理论原文的大量引用，但对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个例外。

可见这部著作对毛泽东影响之深。在列宁的思想中，他读的最多的是《“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毛泽东在学习汲取了列宁思想精华的同时，积极进行自我的思想创新，创作了《矛盾论》和《实践论》两部著作，学习、传承、丰富和发展了列宁主义。另外，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哲学也对毛辩证法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而中国传统哲学同样也是毛辩证法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与同类别的西方思想相比较，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在辩证方面表现得更加丰富明显，以《易经》为圭臬的逻辑辩证法一直是中国古代先贤考虑问题、解决问题的主要逻辑方法，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相当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而这种深厚的辩证法文化底蕴对自小在私塾求学、饱读诗书的毛泽东来说，无疑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实际上，毛泽东深谙孔孟老庄、荀子、墨子、朱熹、张载等人的古代辩证法，这些思想对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

二、毛泽东辩证法的实际运用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领袖，十分重视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到各项工作中去。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可以说是其辩证法的实践的经典案例。除此之外，毛泽东也将其辩证法思想运用于国家经济、政治、制度建设中去，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矛盾分析法”、“一分为二”、“两分法、两点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多谋善断、不失时机”、“留有余地”、“一般与个别相结合”、“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抓典型”、“解剖麻雀”、“一切经过试验”、 “弹钢琴”、“抓两头带中间”、“胸中有数”、“从坏处着想和向好处争取”、“区别情况”、“分类指导”、 “波浪式前进”等大量生动的方法论表述都是毛泽东辩证法实践的表现。实际上.毛泽东的革命活动以及由他领导的伟大实践远比这些表述更为生动、更加丰富地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客观辩证法是朦胧的、混沌的.主观辩证法使辩证法的系统逻辑化，实践的辩证法是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的统一，是客观辩证法的自觉形态。毛泽东的伟大革命实践就是实践的辩证法。它是唯物辩证法理论的实现，也是唯物辩证法的最高形态。毛泽东的伟大革命实践就是一个没有终结的体系，是对唯物辩证法最为系统的阐述.但这种阐述不是借助于文字，而是借助于历史。

三、毛泽东辩证法的理论地位

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对唯物辩证法的也有着巨大的理论贡献。首先，毛泽东明确的指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并且将这一对立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总结为“两个对子”，从而更加有力地开展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斗争。虽然马、恩二人也曾尝试阐述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但他们二人更多的是把形而上学的孤立、静止、片面的方法论作为批驳的对象，列宁也没有能够明确的论证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而毛泽东则从世界观的角度，系统的阐述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大理论贡献。其次，在列宁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对立统一规律的重要意义，毛泽东系统地论证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间的辩证关系、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矛盾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间的辩证关系，从矛盾的运动和转化的关系中，阐明了这一核心规律的重要意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进一步完善。第三，毛泽东系统论证了矛盾推动事物发展的原理。毛泽东提出，食物运动发展的原因包括内因和外因，其中内因是根本，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指出了内因才是事物发展的根本依据，使得黑格尔以来的事物运动规律有了真正合理的解释。

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有着丰富的来源和丰富的理论实践，而这些理论和实践，又促进和巩固了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重要地位，要理解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要求我们也要具有辩证法的意识，在实践中认识这一理论，在实践中发展这一理论，才能真正领会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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